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，人们都会发现，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、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，无论是新技术革命、新市场开拓、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战争、技术创新、新市场的开拓、新制度的建立，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残酷的斗争，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来演化，并且需要组合起来发挥作用。因此，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调整期，将是未来一个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调整期是区域化整合，为下一轮全球化奠基。

　　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，欧洲、东亚、北美逐步发展出了三大经济圈的雏形。每个经济圈内部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、初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，有更多的内部贸易和相互投资，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，尝试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。在世界经济景气周期，这种区域化的趋势还不占有主导地位。全球危买球股份有限公司机爆发后，全球贸易环境恶化，增长幅度降低，世界经济活动减少。美国开始违背自由贸易原则，策划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小圈子。这导致欧洲和中国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开始加强内部合作，积极推进区域化的经济战略。

　　以中国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愿景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标志，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开始紧密合作，推进区域化的合作进程。从表面上看起来，这是对全球化趋势的背离，而实质上，这是新型全球化的开端。

　　以往全球化的主体，是主权民族国家；主要收益者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达国家，核心是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。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少数精英的全球化，是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城邦资本家的全球化，是荷兰、英国资本家和少数政治精英的全球化，是美国产业资本家和华尔街精英的全球化。必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，团结和争取大多数，去探索新架构、新共识。这种由一国中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，往往导致少数人的私利及一国主权与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与冲突。这是传统全球化不断陷入争端与战争的重要原因。以往和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，全球化进程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设计。

　　未来的新型全球化，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，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也能够平等加入的全球化。为了推进新型全球化，需要协调各国利益，推动全球旧秩序的改造。过去，我们只看到强力在建立国际秩序上的作用。现在，像G20这样的活动表明，仪式化的行动、习俗，也可以在建立新秩序上起到作用，更好地说清楚秩序的内在道理，发掘共识，进一步建立互信，形成一种新全球化习俗。

　　在传统全球化框架之下，许多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，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。这决定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，需要通过多极化、多元化、多中心的过渡，先度过一个区域化调整期，然后才能进入“以全球为全球、以天下为天下”的新全球化。

　　[1]伊曼纽尔·沃勒斯坦：《现代世界体系》第一卷，罗荣渠译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，中文版序第1页。

　　[2]乔万尼·阿里吉：《亚当·斯密在北京——21世纪的谱系》，路爱国、黄平、许安结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，代序第11页。

　　[3]乔纳森·休斯、路易斯·P.凯恩：《美国经济史》（第7版），邸晓燕、邢露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21、169、272、219、271页。

　　[4]到1930年，美国铁路网总里程达到43万英里。见《美国经济史》（第7版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67页。

　　[5]斯坦利·布德尔：《变化中的资本主义》，郭军译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68、72、110页。

　　[6]比伦特·格卡伊、瓦西里斯·福斯卡斯：《美国的衰落》，贾海译，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42页。

　　[7]安格斯·麦迪森：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，伍晓鹰等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61、26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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